单独：时间会抹杀所有，但我的村庄会留下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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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故乡为灵感的创作有很多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——记录故乡的，都是离开故乡的人。

访谈对象：

**郑在欢：**从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到《雪春秋》
宥予：《撞空》
梁鸿：《中国在梁庄》、《梁庄十年》

只有离开家，才能感受家

梁鸿：

我们只有离开家之后，才能够开始了解家。我到了现在的年龄会发现，早年我们都是毫不留情地离开家的，我们就是为了离开家才奋斗的，我们要去广州、上海，远方才是我的家。这是每个少年最原本的要求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眼光是朝外的，我们去看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不同于家的世界。

家蕴含着我们对生命丝丝缕缕的感受，这种感受伴随着我们慢慢往外走，一直到我们开始写作，开始生活。因此我认为，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常回去看看家，把家作为情感对象来观察，会比观察其他地方有意思得多。

写了梁庄这么多年，我得到的支持和回馈，远远大于我给予梁庄和梁庄人的。我什么都没有给予，但得到了更多东西。

郑在欢

也许我之后会像梁鸿老师一样，再回到家去，重新回到当时的生活。因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的话，和故乡可能就会比较远了，小说会离地越来越远，离虚构越来越近。我觉得家乡有这样一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双重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**家乡肯定是我的写作出发的地方。**家乡是我们选择不了的，并且会影响我们很多，我的世界观就是被我的家乡塑造的。

宥予

对于回家，我好像没办法说是回到故乡，对于家的归属感不太确定。但是我发现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反而离我童年的记忆越来越近。我甚至怀疑等到再老一点，我可能就回到最初的记忆里去了。这些记忆不单单是与人相关的，都是一些很淡、很小的片段，没有太多的情绪夹杂在里面，但是我又会一遍一遍地回到这些很早期的记忆中去。所以我不确定“家”的地理位置大概在哪里，但我会经常回到记忆里，那些记忆也都发生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人类是“无耻中的坚韧”

梁鸿

我最近刚好和一位朋友聊天，聊到当我们从灾难中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，会发现人类是“无耻中的坚韧”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哪怕是在死亡和灾难面前，人类依然要吃喝拉撒，依然要去做饭、喝水、上厕所，我们还要索取爱，我们更希望得到爱。也正是这样一些非常细微的索取、要求、贪婪、欲望……支撑人类不断地繁衍下去，支撑人类的存在。

郑再欢

宥予写的这种关于城市的漂泊生活，我们可能看过写北京、上海的比较多，广州的我还是第一次看。写北京、上海的生活会和广州这种火热的生活产生一种很强的对比。我今年第一次去广州，我很喜欢，广州的烟火气非常重，城市空间很立体，不像北京、上海那么规整，人群的交叉感非常强。我在到广州后，感觉像是回到了青春时候。

但是，在这么火热的城市气息下，宥予写人是很淡漠的，可能这方面大家会觉得像加缪。但是我觉得这种淡漠其实是年轻人来到了一个节点，对周遭世界开始力不从心之后，就不再关心了，以及对自身状态的迷茫，又要活着，又要工作。

回家是为了身份感的确证

梁鸿

过年时我们都说要回家，因为有大量打工的人一定要回家。这也是我在“梁庄系列”这三本书里面都提到的事实，这些打工的人一般是青壮年、四五十岁，可能和伴侣两个人一起在外打工，在城市里面没有真正的家。然而家里的房子还在村庄，春节一定得回到自己的村庄里面，才能够觉得安顿下来了。**因为只有在那一个月里，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亲朋好友，他们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证。**我觉得现在的回家过年并不是完全被传统文化驱使，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元素。

我觉得打工回家的返乡潮特别值得我们思考：为什么要回家？回家做什么？父辈为什么回家？他们回家做什么？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、潮流与存在状态里？

郑再欢

回家有很多因素，不仅有团圆这一个目的。虽然团圆听起来最好听、最不功利，但其实人都是被各种利益拖着走的，父辈们尤其如此。我想我以前可能是以一个比较傲慢的年轻人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，会觉得他们很土，过年就想着回家，两代人不愿意互相理解，或者说很难互相理解，做到真正的交心。我觉得家乡的人，尤其是男性很不擅长谈心，心里的话不会说出来，他们的委屈和难处是很少对外讲的。

宥予

我最大的印象是房子的改变。九十年代时，村里多是一些砖房加上灰瓦的房子，后来第一批年轻人开始去电子厂等工厂打工，开始盖一些水泥的平房；再一辈人出去做农民工，在建筑工地上干活，他们提着桶、背着被子就出发了，过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态回来，可能几年之后，房子逐渐变成两层楼；目前应该是第四代，房子越来越气派了，成了大别墅。我对家乡变化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房子的变化。但是同时，房子里没有什么人了，只有老人在家。